1）從比較有學問的YouTuber廣播得知，自古以來大戶人家讓兒子考取功名，在青春時期閉門苦讀，年輕的心精力充沛，就是靠同為男性的書童解決生理需要，以便專心學習。富家公子成年後也同樣結婚生子，上青樓，也有到南院（根據百度知道，南院為「眾小官養漢之所」。）這可能是古時富有門第的普遍生活。
2）近代的亞洲。明朝有倭寇為患，但當中的成員絕非全為日本人，當中很多只是海上生活中人或社會的邊緣份子。隨着時間的推展，到清朝海盜也是在亞洲海域一股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的家眷住在陸上，女性一般不會被帶上船，所以大量男性海盜長時間在海上生活，其中一個辦法就是靠在刧掠俘虜得來的小男孩作解決工具。香港人都聽說過的張保仔，就是他義父鄭一的玩伴。隨着張保仔長大變得孔武有力，便成為鄭一的得力助手。鄭一死後，娶了義母，成為海盜集團首領在海上雄霸一方。有關張保仔的資料來源，就在中環民營的海事博物館多年前的出版刊物內。
The following are not the main points of the sharing, rather they are only my concerns and need not be important from a labour right and industrial action perspective.
1) Some dock workers did work shifts of up to 72 consecutive hours. But they might work 4 hours and then go to rest for another 4 hours, after that they have kept on working. So they couldn't leave the port and go back home.
2) Many workers are employed by subcontractors. Subcontracting is just a headcount business, they need not purchase equipment and pay for the fuel cost. They simply hire workers and let them work, in return, they get fees from the port operator. So, even though reducing headcount with total fixed labour hours can’t reduce total wages, smaller labour size implies less fringe benefit, such as total MPF, paid holiday and insurance of employee compensation. That was the reason why workers have to work long hours.
3) The speaker believed that the drivers of 內運車 (I suspect that is the truck which aims at delivering container within the dock) were old so as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avoid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PF. Accidents were not uncommon and this was more critical at night.
4) Industrial accidents are common in the dock and subcontractors couldn’t arrange insurance of employee compensation as time went by as there were too many claims and no insurer would accept the business of the subcontractors. Then these subcontractors winded up and set up other subcontracting companies to keep running the headcount business.
5) Some crane operators were hired by the port operator instead of by subcontractors. These workers have better paid and the union they joined was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Labour Unions (勞聯) which routine role was to provide entertainment as per the speaker. At the time of the strike, some subcontracted workers were persuaded to be employed by the port operator so as to divide workers on strike.
6) The book of the dock strike was intended to be printed by China printer but they then changed their mind even though that was 2013. Finally, the books were printed in Taiwan. The speaker planned to sell the books on 1st July at street, but they got no books for sale, rather they sold the book coupons which can be redeemed to get the book later.
7) At the book fair of that year, they were the only exhibitor which sold one book only. In order to save the rental cost, they rented a booth that was not convenient for visitors and the Turkey ambassador booth was next to them.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Turk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 book referred to. Finally, they figured out what that meant and wrote "labour right" in Turkish calligraphy as a gift to the speaker.
純粹想從近期回收膠樽的經驗分享一些想法。
首先簡介回收膠樽得$0.1rebate的做法。在回收機拍八達通或選擇其他支付模式（視乎那個服務供應商的回收機），放入乾淨、內沒有液體的膠樽入回收機內。塑膠label必須完好無缺，因為回收機靠掃描塑膠label來決定是否接受該膠樽，所以知名度不高品牌的膠樽也是不能成功掃描。相信膠樽會在機內被壓扁（信和集團的必定如此），日後工作人員來一次過大量回收。
回收事務
早前到上海街618回收膠樽，想試試綠在區區以外的太古集團回收機是如何運作。但以屈臣氏蒸餾水的膠樽作試驗，三次也不能成功掃描。以往在綠在區區的回收機大致上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想綠在區區及太古集團的膠樽database是不同的。那麼可能是1）大家沒有想過互相交換database藉以讓彼此變得更強大；2）database是所屬集團的無形資產，沒有理由無條件與其他機構分享；3）不同機構的database的檔案格式彼此不兼容。個人認為綠在區區是政府撥款的，應主動分享膠樽數據給其他的營辦單位。當然筆者是局外人不了解當中實在運作，純粹只是路人甲希望令件事做得更好。
另外一樣就是綠在區區V·Walk的膠樽回收機偶爾出現故障，放了膠樽入內不能得到rebate。我有兩次只放一個膠樽，結果就像我從沒入過一樣。又有一次入了三個膠樽，只算我兩個。平心而論，我不介意少了幾毫子，但話還是這樣說，既然要做就不如做好一點。
其實我這部落格沒有多少人看，希望相關人士看到的機會可能比中六合彩頭獎還要難，不過有人說總比沒人說好。
保護勞工
作為八卦的路人甲，有次見到清潔工人處理奧海城信和集團的回收膠樽機內的膠樽。她只是以一般的街坊防疫裝備用簡單的鉗拿起已壓扁的膠樽放入另外的收集膠袋內。而機底有一個大的容器裝着已壓扁的膠樽及餘下的液體，目測液體很少。我想指出的是大家真的要清洗乾淨膠樽才可回收，否則大量的液體儲存在機內容器，清潔工人處理時就會不必要地冒着感染各種疾病的風險。起碼信和集團的情況是這樣，至於綠在區區回收膠樽機回收量極之龐大，如何處理就不得而知。
一個今天下午忙着回收的中年漢子的自言自語。
人在香港，前路茫茫。曾想過出走他鄉，也許可當個外賣送貨員賴以維生。其實就是受到阿富汗高官跑到德國當單車送貨員的啟發。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ghan-minister-who-became-bicycle-courier-germany-2021-08-26/
年初打算清掉公司假期，放兩星期假，一星期到外賣平台打工，即管了解一下實際運作。雖沒有入行的門路，但心想要找到也並不困難。但與母親商量後她一力反對，雖然多少出於偏見，但正由於社會充滿偏見，她的見解也不無道理。要是我送外賣到鄰居，又或只是送到自身屋苑與管理員接觸，他們很有可能便對我有些並不正面的想法。以往在屋苑有限圈子建立的有限社會地位將會打下一個很大的折扣，所以我也就此作罷。
讀完報告後，發現外買平台及運輸平台的工人，超過兩成是有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而家平台送餐員超過四成每天平均工作3小時或以下。雖然沒有確切的調查資訊，但我傾向相信有大學或以上程度的都是兼職平台送餐員。縱使如此，也可證明外賣送餐員並非必然是所謂讀書不成的一群，只是他們在條件局限下作最好的經濟選擇。
另外有一點常常提到，就是外賣平台送餐員的工資計算方法。以往的網絡媒體報道，一般都是說在演算法不透明的情況下，工人處於不利的狀況。這報告也列明工資計算的公式。個人雖然不太掌握實際運作，但觀感上要爭取並非明顯劣勢的勞資博弈，外賣平台送餐員要花上不少心力，工人需要透過自身不斷摸索及從其他工人的經驗中推敲演算法的運作。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如果簡單理解為多花時間的多勞多得，以外賣平台送餐員為例。每天工作平均3小時或少於3小時佔¼，而每天工作5小時或少於5小時佔大約四成半，這樣大比例的非全職勞動人口，他們並不如將其他平均工時較長的勞工那樣有誘因去推敲演算法下的工資計算。在建基於相信外賣平台不會公然克扣工資的情況下，與其花那麼多時間理解，倒不如接多一兩單送餐更實際。所以工時長的勞工才有誘因自發組織，甚至成立工會，藉以爭取權益。這就出現工時不同勞工之間的利益不一致。
如果外賣平台公司的管理制度已能發展成很大程度上不需依靠全職外賣送餐員，絕大部份也能由兼職代替的話，那麼工時長勞工不斷的爭取，工時短的就只會搭順風車，工業行動時必然缺席。甚至在不知是否可見的將來，政府立法保障權益，工時長的便成為會被最快換掉的一群。這在考慮如何保障勞工權益時需多加注意。
另外有兩點想提出，是關於少數族裔勞工的情況。
第一，作為穆斯林，外賣平台送餐員或送貨員運送豬肉、酒精、香煙，甚至避孕套有違他們的教義。個人認為如果平台能區分相關的工作，最好能讓勞工掌握情況，自行決定是否接受該工作安排。不過基於存在大量的勞動力供應，平台沒有透因這樣做。
第二，個人覺得問題更嚴重，就是少數族裔女性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報告指出她們害怕與同為少數族裔的男性勞工互動，甚至自絕於他們的社交平台，以免泄露她們所在的位置。如果外賣平台有意承擔社會責任，應思考如何解決這問題。但另一殘酷現實是同樣是由於有大量的勞動力，外賣平台沒有誘因吸納更多的少數族裔女性當外賣送餐員，所以同樣沒有經濟誘因這樣做。
人生總有很多無奈，充其量只可期盼能逐步改善。對少數族裔而言，能讓他們安心，他們便以香港為家，對社會穩定起著一定的作用。
Towards Fair Work: Working Condition of Grassroot Platform Labour in Hong Kong
據媒體報道，數日前外賣平台車手拒絕到啟德沐寧街屋苑送外賣。事緣因為這些私人屋苑拒絕電單車入內停泊，而區內也沒有電單車公共泊位，車手只能非法泊車，無奈地「牛肉乾」罰款卻是每月收入一至兩成。車手希望沐寧街的私人屋苑允許外賣員進入屋院停泊電單車以及外賣平台每月為車手報銷至少兩張違例泊車告票。
隨著事件發酵，已有個別私人屋苑管理公司願意容許電單車入內停泊，而外賣平台並沒有回應罷送車手要求替承擔服務啟德區接獲的告票罰款。
現時最主要的持份者為車手、私人屋苑管理公司、外賣平台及私人屋苑外賣平台的居民客戶。
罷送車手要求外賣平台承擔違例泊車罰款，除非能解決合法泊車的問題，否則這是他們兩者之間的零和遊戲。以相亙的議價能力而言，車手實力微不足道，只能是發發牢騷表個態。
至於能否變成合法泊車，不是政府提供公共車位，就是私人屋苑容許入內短暫泊車。根據網媒報道，前者基於實際操作的困難，基本上不太可能。那麼要成事，就需要爭取私人屋苑管理公司改變主意，或影響居住在屋苑的外賣平台客人的主流意向，從而使管理公司就範。
但另一個存在的現實是私人屋苑管理公司拒絕要求可能並不單純是官僚作風。個人猜想在私人屋苑內有沒有臨時電單車車位變成制度性容許其存在，當中無可避免地牽涉額外的保險、人事及行政開支。而這些開支在年度預算內是沒有相關項目，管理公司沒有誘因將這些額外的花費佔用他們沒有限制但只得少量的特別預算。
近日無意發現筆者本人位於大角咀的屋苑有一些小額收入。租出用地作一台自動販售零食機能為屋苑得到收入萬多元，而撥了一些空間給快遞公司作自助回收機也得數萬元。但不確定這是一年的數字還是年半的數字。
所以如果對於屋苑管理公司而言，主要是額外開支的考慮，可以與外買平台協商，每月收取低額的電單車泊位租金，純粹抵扣新增的開支。（翻查本人屋苑停車場的年度預算，一年的第三者保險保費不足一萬，所以加上額外可能出現的加班費及微量的行政費，其實真金白銀額外支付的不多。）當然外賣平台原則上是不會同意，一來怕開先例，二來平台也不打算白花費。但正所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本生意無人問。」如果相關屋苑能為外賣平台製造的營收遠超這些相關費用，而車手罷送卻斷外買平台自己「米路」，不見得這構思天馬行空。再者，縱使額外成本並非屋苑管理公司的主要考慮，額外但不多的收入總能減低屋苑管理公司內部的阻力。
商業交易就是彼此爭取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合作，在零和博弈之外有時也能合作共贏。
獨立媒體
2022-09-28
2022-09-28
偶爾讀到一篇英國人評論英女王國葬的文章，”the boss lady was whatever you want her to be”，其實對英女皇的所代表的一切都是各自表述，自由發揮。
踓有同感，但當中的含意遠超這樣。從市場學的角度而言，「事頭婆」是大英帝國這個品牌在英國及世界各地的代言人。這隱隱然顯示出「事頭婆」同樣是一個品牌而且強，容許各持份者以其自身的感受，並以他們特有的方法來為各式人等創造或增加價值。
明顯地這是非常成功。但這並不局限於品牌的強大，更有趣的是與此同時，在這喪禮上為品牌添上更多動人的故事。例如英國球星碧咸拒絕以官方允許的快捷通道插隊，反而與民眾一同排隊20多小時。以他在英國的地位，這不單「有charm」，更為他人作榜樣。正因為這些小故事，進一步深化品牌的價值。
相信皇室有團隊包裝他們的形象，但英女皇的而且確做好了她的工作，終其一生也好好地推廣大英帝國這品牌。
本港唯一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喵坊」租約到期，竟不獲作為香港公營機構的科技園續約。估計廠房沒有了，以往一千萬的投資也泡湯。「喵坊」每日能處理三噸紙包飲品盒及10噸雜紙並銷售到海外。
政府長期為堆填區爆滿而傷腦筋，如果沒有新加入的回收商能處理一日13噸的廢紙，那麼便是每日不斷傾倒13噸廢紙到堆填區。政府有撥款鼓勵市民回收廢紙，也在綠在區區發展紙包飲品盒的回收管道。那麼以往花在這方面的撥款就倒進鹹水海了。
而且此舉大大打擊日後有意投資於回收行業的意欲。從投資者的角度而言，不幸中之大幸是星加坡已向「喵坊」招手。如果政府不盡早花點心思解決，香港就平白將擁有數年回收紙包飲品盒營運經驗的企業送給他國，為他人作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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